李永红丨公正世界信念、诉诸纯洁与道德许可效应

认知偏差与逻辑谬误系列之四公正世界信念、诉诸纯洁与道德许可效应

公正世界信念和道德许可效应属于认知偏差，而诉诸纯洁则是一种非形式逻辑谬误，又称“没有真正的苏格兰人”。当认知偏差和逻辑谬误叠加时，人们的认识活动、推理和论证就很难获得真理。在法律领域，这些偏差和谬误往往会掩盖案件的真相，促使冤案发生。

一冤案苦主如何看待自己的遭遇

我曾问过那些确实无罪却被关押甚至被判刑的当事人，如何看待自己的遭遇及其发生的原因，得到了三种回答。

一是认为司法存在体系性缺陷。

这些当事人大多接受过高等教育，从事经济或科技等专业领域的工作，事业都很成功，也没有实施犯罪，却身陷囹圄。他们分析自己的遭遇，会认为司法系统从理论到实务、从价值取向到思维方法都存在明显的缺陷。有的在几年讼事折腾之后，关掉了企业，远走他乡。你看，不公正的司法，或者让人不能感受到公平正义的司法，后劲很大，即使最终给出了公正的结果，也没法抚平一颗心灵的创伤。

二是认为司法存在非体系性缺陷。

事主会认为自己的遭遇只是个案问题，并非司法的体系性问题。个案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自己得罪了人，被刑事控告，自己运气也不好，又遇到了一个素质差的承办人，他们认为这些承办人代表不了司法机关，司法机关是公正的。

三是司法没问题，自己的遭遇只是一个意外或例外。

他们坚定地认为制度是好的，司法是公正的，自己的遭遇只是因为偶然的原因形成的，不能埋怨制度或他人。这种虽然不多，但确实有。对于司法机关来说，堪称优秀当事人，冤枉了他，他也不怪你。

对冤错案件的看法其实涉及认知偏差，包括当事人对自己遭遇及其原因的看法和司法人员对自己行为的看法，都会发生认知偏差。当事人或其家属的内心可能持有公正世界信念，有的司法人员的认知偏差跟道德许可效应有关，并且第二种看法中还存在“没有真正的苏格兰人”这一非形式逻辑谬误。

二认知偏差：公正世界信念

公正世界理论（Just-world Hypothesis）是心理学和社会学中的一个重要理论，由美国心理学家梅尔文·勒纳（Melvin Lerner）于1960年代提出。该理论的核心概念是公正世界信念（Just-World Belief），人们有一种深层的、基本的需要去相信他们生活在一个公正的世界里，在这个世界里，每个人最终都会得到他们应得的东西即“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这种信念本身不好说对错，比如它有助于个体维持心理安全感和对未来的可预测性，鼓励人们多行善事、努力奋斗，这当然是好的一面；但同时，这种信念也可能带来严重的认知偏差和负面的社会影响。

关于认知偏差，Lerner1960 - 1970年代的实验发现，人们在面对不公正的事件时，可能通过贬低受害者或归因于受害者来维护对世界公正的信念，即使现实中确实发生了不公正的事实，他们（甚至苦主自己）不会去责怪这个世界，而归因于受害者本身。他们甚至会认为，世界那么多人，为啥偏偏自己被抓，是因为自己有问题，“苍蝇不叮无缝的蛋”。

1966年的“电击与谴责实验”表明，当人们无法恢复公义、难以逃避不公正的场景时，就会通过认知上的扭曲（如贬低受害者）来维持“公正世界”的信念。通过认为“他肯定做错了什么才导致这个结局”，使自己相信这个世界仍然是公平的进而自己也是安全的。

“彩票与价值”实验表明，人们会无意识地认为幸运的人是“好人”，所以“理应”得到奖励；而不幸的人是“坏人”或“无能的人”，所以“活该”倒霉。这同样是为了让随机事件变得合理、有秩序，从而维护“公正世界”的幻觉。

这种认知偏差可能导致对受害者的不公正评价即受害者谴责（victim - blaming），还会导致对社会不公的忽视即系统正当化（System Justification）。另外，认知偏差对心理健康也有不良影响，因为遭遇不幸事件（如意外、重病、被犯罪）的人可能因公正世界信念而内化外界的指责，产生强烈的自责、羞耻感和自我贬低（“一定是我做错了什么才导致这样的”），从而加剧心理创伤。

研究发现，只站队不站对的高程度公正世界信念者，往往不加区分地否认这个社会存在任何体制或机制缺陷，甚至不能容忍任何对公职人员的批评。他们总是本能地无视客观存在的制度缺陷及其受害者，更倾向于将问题归咎于受害者自身，而非社会结构或系统性问题。该信念还会影响公众对正义行为的支持和对不公正事件的反应，让群众不要吃瓜，不要围观公共事件，成为岁月静好派，让他们认为诉苦的人和为苦主呐喊的人都是唯恐天下不乱的好事者。

Lerner的“公正世界”实验，揭示了人们在面对不公正事件时的归因偏差，研究还发现公正世界信念在不同文化中存在差异，且与性别等因素相关。该理论被应用于陪审团决策研究，因为陪审员的公正世界信念可能影响判决的结果。

三诉诸纯洁谬误：没有真正的苏格兰人

前述第二三个回答，还可能与一个逻辑谬误有关即诉诸纯洁谬误，该谬误又称“没有真正的苏格兰人”（No true Scotsman），是安东尼·弗卢（Antony Flew）在1975年的著作《Thinking About Thinking》中提出的一个非形式谬误。它被用来描述一种在辩论中通过事后重新定义标准来逃避反面证据、保护自己普遍性论断的做法。

这个例子是批判性思维和非形式逻辑领域中的一个经典案例，用于说明人们如何通过随意修改标准来保护自己的普遍性断言免受反例的驳斥。

弗卢在1975年著作编的小故事梗概如下：

第一步：提出一个普遍断言。

汉密尔顿先生（Mr. Hamilton）在读报时看到一则新闻：“一名来自布莱顿的年轻人犯下了一桩特别令人发指的罪行。”汉密尔顿先生表达了他的震惊和鄙夷，说道：“没有苏格兰人会做这种事！”（No Scotsman would do such a thing!）

第二步：出现一个反例

次日，他又读到一则新闻：“一名阿伯丁人犯下了类似的罪行。”这个阿伯丁人毫无疑问是苏格兰人，这直接反驳了汉密尔顿先生“没有苏格兰人会做这种事”的断言。

第三步：修改标准以排斥反例

面对这个反例，汉密尔顿先生没有收回或修改他的原始断言，而是说：“没有真正的苏格兰人会做这种事！”（No true Scotsman would do such a thing!）

通过加上“真正的”这个限定词，他武断地将那个犯罪的阿伯丁人排除在了“苏格兰人”的定义之外，从而让自己的原始观点变得无法被驳倒。

“没有真正的苏格兰人”作为一种实质谬误，先提出断言（普遍性的主张），后出现反例，再修改断言中的定义来排斥反例。这样一来，原来的主张就从一个可证伪的经验性断言变成了一个同义反复、看上去不可驳倒的、永真的 tautology（套套逻辑）断言。

汉密尔顿通过给苏格兰人加上“真正的”这个条件，擅自重新定义了“苏格兰人”，将所有不符合他原先论断的人都排除在外。这样一来，他的原始宣称就永远不会被驳倒，但是，他宣称的断言也因此变得内容空洞而毫无意义。

这就如同苦主说：承办人虽然非法办案造成了我的冤狱，但是他们不是真正的司法人员，因为真正的司法人员是不会冤枉无辜的。尽管有关方面不喜欢人们对个案拔高分析，但是如果都像苦主这样诉诸纯洁，那么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非法取证等严重的问题就可能被忽视。

为什么诉诸纯洁是一种实质谬误？

因为它预先假设了结论。其逻辑等于在说：所有X都是P，因为任何不是P的X都不是“真正的”X。这种循环论证使得原始宣称无法被检验，也不能被证伪。其实，拒绝根据证据来修正普遍性的论断，既是一种不诚实的辩论手法，又是内容空洞的辩论。经过这样修改的宣称变成了一句同义反覆的废话（Tautology）。“没有真正的苏格兰人会做坏事”其实就是在说“根据我的定义，会做坏事的都不是苏格兰人”，这样的陈述没有提供任何新的信息，因而毫无意义。

四认知偏差：道德许可效应

道德许可效应（Moral Licensing Effect）是社会心理学和行为经济学揭示的一种心理机制或行为现象，指个体在实施道德行为后更容易放松道德要求而允许自己做出不道德的行为，可以归入认知偏差。

当一个人做了一件自认为“好”的事情之后，往往会放松对自我的要求，更可能做出“不好”或“有悖于”原有目标的事情，就如同小学生那样，我刚才在课堂上循规蹈矩表现很好，现在下课了，我可以疯玩放纵一下。

这种“好行为”会给人一种道德上的优越感或信用积累，人们会潜意识地觉得，自己已经“赚取”了之后可以放纵一下的权利。

其心理机制是，当我们做了一件好事（比如捐款）后，我们的自我形象瞬间变得“高大上”，再做一个稍微“不好”的事（比如买奢侈品），并不会立刻摧毁这个高大的形象，我们会在心理上允许自己用之前的“好”来抵消之后的“坏”，从而保持整体自我形象的平衡（Self - Image Maintenance）。

当我们朝着某个目标前进了一步，会产生一种目标进展感（Goal Progress）错觉，会降低实现目标的紧迫感，从而让人松懈，“我今天已经健身了（进展），所以晚上吃点炸鸡没关系”。“我中午只吃了沙拉（好行为），所以晚上可以大吃一顿火锅（放纵行为）”。 大脑会主动为我们的行为寻找理由，之前的道德行为成了一个完美的、现成的借口，为后续的放纵行为提供了合理性，减少了内心的认知失调（Cognitive Dissonance）。

人类的道德行为与自我认知之间存在复杂的关系，涉及自我认同、心理补偿和自我欺骗等心理机制。该效应有助于解释发生执法犯法或灯下黑现象的心理机制。

道德许可效应的核心在于：当个体通过道德行为（如做好事、强调道德标准）获得“道德许可”后，反而会降低对后续行为的道德约束，从而更容易做出不道德的行为。例如，在发表反对性别歧视的言论后反而更会在招聘中偏向男性、歧视女性，慈善捐款后更可能撒谎或作弊。这一现象涉及自我认同和心理补偿机制，个体通过道德行为获得“道德资本”，从而为后续的不道德行为提供“许可”。

贝努瓦·莫林（Benoît Monin）和戴尔·米勒（Dale Miller）在2001年进行的道德许可效应（Moral Licensing Effect）实验巧妙地证明了该效应的心理机制。

Blanken等人于2015采用强大的统计学方法元分析 (Meta - analysis)对道德许可（Moral Licensing）作了研究（“A Meta - Analytic Review of Moral Licensing”），成果发表在《人格和社会心理学公报》（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研究表明道德许可效应的效应量为Cohen's d = 0.31，为道德许可效应概念提供了一个量化的指标（d = 0.31），该指标表明，经历过“道德许可”情境的人，后续做出不道德或自私行为的可能性比没有经历该情境的人要高出0.31个标准差（在教育测试中，0.3个标准差就足以证明新的教学方法是有效的，其影响在群体层面是清晰可见的）。

除了效应量，Blanken等人的该项研究还确凿地证明了道德许可是一种确定的、可重复的心理现象，而且两种许可机制都有效。一是道德信誉（Moral Credits）： 之前的善行像积攒“信誉分”一样，让人们觉得有“资本”去做一点坏事，二是道德证书（Moral Credentials）： 之前的善行向自己和他人证明“我是一个好人”，从而让后续的可疑行为更容易被自我合理化。

研究还发现，当最初的道德行为和后续的行为发生在不同领域时（例如，先做环保好事，后在金钱上作弊），效应更强，这表明许可是基于一种整体的自我道德感，而非特定领域的计算。

道德许可效应不仅限于“道德”领域，还涉及环境行为（如节水行为后用电量增加）、职场行为（如管理者道德许可）等多个领域。

对个人而言，要克服道德许可效应，需要持续的自我反思和批判性思考，将善行视为日常习惯而非“道德积分”，避免将道德行为视为“许可”，防止该效应造成的自我欺骗；对组织管理来说，避免过度施压和道德标签化，营造积极环境以减少道德许可效应的影响。

五认知偏差与逻辑谬误的危害

以上两个认知偏差和一个逻辑谬误（公正世界信念、道德许可效应与诉诸纯洁谬误）有助于解释刑事司法诉讼中的不公正现象和冤错案件的发生机制。

一方面，不少当事人及其家属持有公正世界信念和诉诸纯洁谬误，官方的宣传也会刻意避免对个案的过度解读以维护法律制度的公正形象，这会减缓民众对包括司法体制和诉讼机制在内的体系性缺陷的社会心理压力，不利于制度的进步。

另一方面，在体系内从事法律作业的人员又不自觉地存在道德许可心理，对于当事人来说人命关天的大事，在办案人的心里不过是一件案子而已，我办案那么辛苦，这个社会要是没有我们，早就崩溃了，因而，我在对被告人行为定性和量刑时偷点懒、出点儿错，又有什么大不了呢。这也是二审能不改判尽量不改判的心理机制。

即使滥用职权非法取证、刑讯逼供之类的个案被揭露，追责时也往往会以他只是提问方法不当为由弱化非法取证行为的不法性，即使造成了冤案甚至致死了人命，即使刑法规定刑讯逼供致人死亡以故意杀人定性，也会考虑行为人毕竟是为了工作、一贯表现良好而网开一面从宽发落，很少判处故意杀人案那样的重刑。这反过来又会强化司法人员的道德许可效应，导致非法取证现象屡禁不止。